梁启超求见张之洞的趣闻-ag凯发旗舰厅

梁启超求见张之洞的趣闻

　　梁启超求见张之洞被看不起，妙答对联赢得赞赏，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梁启超求见张之洞的趣闻，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梁启超求见张之洞的趣闻：

　　有一次，梁启超来到湖广总督府，投递名片，求见总督张之洞大人。当时的张之洞是朝廷的一品大员，而梁启超还不到20岁，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书生。张之洞本人曾考中过探花，见梁启超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书生，有点看不起他，就打算给他一个下马威。

　　张之洞穿着朝服，威严地坐于正厅上，然后让梁启超进来。梁启超昂然而入，只向他作了一辑。看到梁启超年纪轻轻，气质不俗，张之洞心中一惊。他说要考考梁启超的才学，便吟出了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天下第一名臣。”面对气势逼人的总督大人，梁启超不紧不慢地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前，不敢在后!”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在总督大人面前不敢无礼，但又无所畏惧的自信。

　　张之洞听完，大吃一惊。暗暗赞许梁启超的才学非凡，于是跟他畅谈起来。

　　许多人以为见大官须请客送礼。梁启超见张之洞只递送了一张名片，并无厚礼相送。他妙答张之洞考他的对联，并因此得到了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可见，真正有才华的人，是以才示人，无须请客送礼。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

　　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

　　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

　　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